日前,顾明远(左二)、朱永新(右二)、王殿军(左一)三位嘉宾作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演播室,围绕“中国的教育自信”话题进行深度探讨。(张田田/摄)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 我们的教育,要传承文化,也要选择文化,还要发展创造文化。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如今,世界各国的教育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把握住教育变革契机,谁就有可能真正地建设一个属于未来的教育。 王殿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没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自信,教育自信便无从建立。教育自信是整个国家自信的一部分。 教育自信是一个让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把文化自信提到了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样的高度,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难有教育自信;同样,没有教育自信,文化自信也很难持续。 回顾中国教育发展史,我们的教育自信究竟在哪里?如何面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的教育传统?如何应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浪潮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应对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难题?要真正树立教育自信,必须回答这三大命题。在全国“两会”前夕,《人民教育》记者采访了顾明远、朱永新、王殿军三位著名专家,共同梳理中国教育的优势,正视短板,希望能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体系提供思路。 我们到底有哪些优秀的教育传统——自觉地去传承文化,才能是文化自信 《人民教育》:我们都知道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传承文化。那么,教育自信与文化自信是什么关系? 顾明远: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讲到文化自信,这确实非常重要。文化对一个人、一个国家来讲,都是深层次的。教育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文化自信也包括教育自信。我们中国教育五千多年的历史,培养了很多人才,对于中国来讲,教育强国家就强。中华民族历史没有间断过,靠的就是文化的凝聚力,其中也包括教育。正是因为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才使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朱永新:从教育的自身意义来说,教育是文化的选编,传承什么样的文化是由教育来审视、选择、传播的,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很重要的基础。 王殿军: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比较特殊的,有着增强文化自信、传承文化的优势,尤其是在继承、弘扬和创新文化方面。 《人民教育》:说到教育自信必然涉及传统,到底哪些传统是优秀的、需要传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 顾明远:我们的教育传统确实是很悠久的,应该说,我们的教育传承了我们过去的优秀传统。比如,我们在1985年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使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学,这就是传承了我们“有教无类”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继承了优秀的传统,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用15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义务教育。另外,中国的传统是人人都关心教育,教育在老百姓心里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普及教育,不仅靠政府力量推动,也靠人民大众一起来办教育,这就是我们教育传统的力量。自信跟自觉是连在一起的,有了自觉才能有自信,就像一个人,要明白自己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这对自己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教育也是这样的,教育自信要建立在教育自觉基础上。所以,要了解我们传统教育里优秀的东西,而对于一些落后的东西,则要加以改造,如“学而优则仕”。 朱永新:中国的教育有着非常好的传统。有些传统,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重新发现它的价值。中国古代的蒙学,对儿童的重视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自己的教育从《百家姓》《三字经》等开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教材和教育方法。中国古代把养成教育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教育首先是做人,而不是抓成绩、抓考试。《易经》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这些,都是整个教育最重要的基础,在中国所有的教育,都离不开这些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古代还特别强调团队精神。另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代对教师的尊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是很高的。诸如此类的传统,都需要我们去重新梳理并发掘出新的价值。 王殿军: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对世界的贡献非常大。但在我们的传统中曾经占优势的一些方面,我们现在做得不及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好。所以,对于这些贡献,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提炼、总结,做出今天的解读并将之落实,让这些有积极价值的优秀传统,在今天的中国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顾明远:我们现在很需要梳理一下自己优秀的教育传统,并且要关注到这些传统是发展和变化的。近代我们就形成了很多好的传统,比如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社会即学校等。所以,我们的教育要传承文化,也要选择文化,还要发展创造文化。今天讲教育自信,要考虑我国具体情况,看到成就也要看到缺点。这些缺点的存在,有的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传承优秀传统,如因材施教、蒙学等,有的则是因为我们一些思想落后了,没有跟上时代要求。我们要自觉,有了自觉,我们的教育就会进步。 朱永新:一个好的文化,它最特殊的方面往往就是问题所在。比如说我们特别尊师重教,对教师特别尊重,相对来说就可能会忽略学生的权利;特别重视团队集体,就可能忽视个人的自由。文化本身有优秀的一面,如果往前再走一步,很可能就走向反面,所以在传承时,还要自觉地去发展。自觉地去传承文化,才能是文化自信。 国际坐标中,我们教育自信的资本有多少——扩大开放、互相交流,在交流中取长补短 《人民教育》:谈教育自信,需要放在国际坐标中考察。比如这几年大家热议的,上海参加PISA测试,2009年和2012年连获冠军,国人引以为豪。但在2015年的PISA测试中,中国4个地区参加,成绩排世界第十位,有人由此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不行。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中国教育与其他国家该如何比较? 顾明远:PISA测试的是一个孩子需要学习的一些核心内容,有一定科学性。但是,用它的测试结果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就太片面了。上海两次得了第一名,我们当然很高兴,可上海代替不了中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2015年的测试,范围广了,4个省市的中小学,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成绩到了第十名,我觉得也不错。其他参加的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芬兰等,都是一些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地方。 这些年,我们的教育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教育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但也要自觉认识到,跟世界教育比还有差距。差距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我们的教育偏重关心学习的结果、考试成绩,很少关心学生学习的过程、思维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短板。我们的改革要从这方面着手。我们现在的教学模式还比较陈旧,老师讲、学生听的比较多,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是从“教”转到“学”,让学生自己学,自己学了以后自己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所以,教师要做创新思维的引导人、引路人。 另外一个短板,是我们重视育人不够,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道德品质不够。党的十八大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其实,立德树人是我们的优秀传统,过去孔子就提倡培养君子。君子就是有修养的人,不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如果品德不好也是小人。君子和小人之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化,而在于有没有修养。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君子,培养有修养的人。 《人民教育》:教育的国际比较,不能单看哪个测试结果,还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比如不同国家的国情、文化。 顾明远:国际教育比较,要拿客观的数据说话,但光靠数据还不够,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解释,特别是它背后的文化。我经常讲,研究比较教育必须研究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不同,教育也就不同。比如美国的教育和欧洲就不同,跟我们中国更不一样。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当年移民到美国,完全要靠自己开拓疆域,要斗争,所以自由主义就成了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但中国不是,我们的观念是家国一体,集体主义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样,两个国家培养出来的人就不太一样。 王殿军:在教育的国际比较当中,确实应该多看一看一个国家原有的底子和国情。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别这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制度、文化的先进,我们以最短的时间,解决了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等难题。这些成就拿到国际上去比,我们肯定是非常自豪的。我要说的是,教育自信来源于教育,但不能仅仅靠教育自身。如果没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自信,教育自信便无从建立。教育自信是整个国家自信的一部分。 《人民教育》:现在有一个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到国外留学,另一方面家长拼命叮嘱孩子,出国之前把数学学好。对这样的矛盾心态,我们如何解读? 王殿军:我们在基础训练的扎实程度方面,尤其是数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优势,但我们的学生在有些方面就稍显薄弱,比如思辨性与创新性不足。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内容与过程出了问题,不能把这归结为中国人天生就没有创造性。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某些方面强调得有些过分,比如死记硬背、重复训练,让我们基础扎实、知识面广,但过度之后,就抑制了创新创造。 朱永新: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重视基本训练、知识的体系性、完整性,这是我们教育自身独特的优势,但在创新的能力、求知的渴望、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培养方面我们有差距。PISA测试,作为一个国际标杆,我们要研究,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以提升我们国民整体素养和能力。同时,我们自身的优势不但不能丢,还要在推进教育公平上下更多的工夫。中国建立教育自信,不是上海、北京的教育搞上去就自信了,而是要把整个中国的教育搞上去,才能真正建立起我们的自信。 《人民教育》:前不久,英国教育部副部长亲自率团到上海取经,希望引进上海教辅教材到英国使用,这也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基础教育怎样扩大它的世界影响力,我们在这方面又能做哪些工作? 顾明远:扩大开放、互相交流。过去我们是单方面地吸取他们的经验,现在也需要把自己优秀的东西输出去。我们的数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九九乘法表,国外没有这个东西;上海PISA成绩好,是因为上海有教研室,国外也没有这种部门设置。但国外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如他们有很多资料库,可以用资料库里的东西设计教学,这就比我们灵活得多。互相学习,不仅仅是吸取或者输出,主要还是交流,交流的过程中有观念的冲撞,有技术的互补,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 朱永新:相对于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来说,我觉得教育“走出去”和教育开放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于中国优秀教育传统,需要进行有计划的梳理,之后才能走出去。当前,“走进来”工作也不够,我们还没有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教育目的地,我们吸引的人并非第一流人才。这也是个关键,因为这些进来的人才可不仅仅是学习者,他们还是传播者,会把我国文化带出去。我们对于民间教育活力的激发也是不够的,办学门槛太高致使很多有想法、有激情、有智慧并想做教育的人,没有机会进入到教育领域来。 王殿军:现在我们的出国学生低龄化的比例正在扩大,人数也在增多。对此,做教育的人要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选择自己国家的教育?今天,教育领域有一个现象,认为只要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进来就是先进的教育——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对于外国教育一定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研究它、吸收它,而不是照搬它。这会加剧普通民众对国外教育的盲目崇拜。比如,我们取消班主任制度的时候,很多外国人觉得班主任对于孩子的集体主义思想、团队精神培养很好,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些自身传统优势的。所以,怎样把西方没有班级的纯粹的走班制,和有班集体的、为了团体而努力的教育形式融合起来,这十分重要。 不断改进教育才能更好地提升教育自信力——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 《人民教育》:教育自信必须要面对当下的教育问题。当前世界各国的教育都面临全球化、价值多元化带来的挑战,也有各自国家独有的问题。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是中国教育未来5年的核心任务。那么,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 顾明远: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无论是教育体制、教育评价,还是人才培养模式,都要进一步改革。在教育改革的深水区里,要鼓励教师创造,通过改革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 朱永新:国家已经为“十三五”期间整个中国教育改革描绘了蓝图,我们的教育思路、教育战略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是国家要进一步加大推进教育改革,加大教育投入;再就是要真正地解放教育,只有把教育还给校长和教师,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时间、空间还给他们,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教育;还有就是,互联网时代,整个教育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变革,教育站在了结构性变革的门口,未来的学校要考虑彻底颠覆传统教育模式的可能性,把互联网模式、自主学习、传统书院制非常好地融合于一种新兴的教育体系。如今,世界各国的教育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把握住教育变革契机,谁就有可能真正地建设一个属于未来的教育。 王殿军:反思我们的教育,一个是我们在评价方面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严重,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发展的评价太过单一。为何世界一流大学在招生的时候比我们选拔的人才更准确?因为他们有更多维度、更注重过程、更全面、更注重发展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会影响整个教育生态,这是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另外,课程内容也需要有质的改进,我们过于注重学科的学习,而忽略了学科的交叉、融合、批判性思维,包括动手能力、实验能力,不是根据学生的情况、教学内容,来选择丰富多彩、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式。最后,就是教师问题,一是怎样吸引最优秀的人到教师队伍里来,二是我们对教师的培养,特别是前期培养怎样尽快符合国际惯例,达到相应水准。 《人民教育》:当前教育正变得更加个性化、自主化,真正要树立教育自信,除了正视传统外,也要对未来有前瞻性。 王殿军: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但改革创新和教育自信并不矛盾,要敢于面对,承认问题,但更要相信,我们的道路、制度一定有办法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应该支持一部分地区和学校在教育改革中担起引领重任。因为成功的探索,才不会让后来者走弯路。通过改革,才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教育自信。(《人民教育》记者 余慧娟 赖配根 施久铭)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