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扬眉雪耻日忧民爱国魂

　　徐永昌 资料图片

　　徐永昌在受降书上签字 资料图片

　　陈琳（中）与家人在“密苏里号”舰上合影。资料图片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隆重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同盟国各国代表团接受日本投降，这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说，是雪耻的一天，是扬威的一天，是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一天。

　　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将军。

　　那天，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是怎样的场景？徐永昌何许人也？

　　徐永昌庄严地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下了三个中文大字“徐永昌”。父亲掏出怀表，看见是上午9点13分。

　　我的父亲陈延晖（字养空），曾多年追随徐永昌，任他的私人秘书，也是至交。在徐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他任国民政府军令部少将主任秘书，因而被任命为代表团秘书长，得以亲历发生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的那应载入史册的一幕。

　　父亲一向不满国民党贪污腐败、欺压人民，而心仪共产党。他在蒋介石政府即将逃亡台湾前夕，于1949年春在香港与他的老上司、老朋友徐永昌不辞而别，通过我党驻港代表乘船到北京，回归人民怀抱。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我们子女最津津乐道的，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大快事、最大幸事的，就是当年亲眼看见日本无条件投降。以至于这个重大事件的情景，那动人心魄的场面，好似我也曾亲临其境一般，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不忘。

　　根据父亲的追述，1945年8月12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委派徐永昌担任参加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由徐提出代表团成员名单，报蒋介石批准。

　　随后的十来天，父亲就协助徐永昌做各种准备工作。后勤部门要给代表团每位成员做一套高级呢料军服，徐未批准，说：“不必太铺张。把正式场合穿的最好的一套熨平一下即可。”

　　8月17日，代表团离开重庆，从白市驿机场乘美军飞机（据父亲说是四个发动机的大轰炸机，可能是B-29）在下午6点50分起飞。美国人为代表团成员准备了行军床，但大家都未能入睡。半夜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当时，大雨倾盆，他们被吉普车送到马尼拉旅馆休息。次日起床后，看见这个马尼拉最大的旅馆外墙上弹痕累累。据说日本军队最后投降前曾以这幢大楼为顽抗的据点。

　　代表团在马尼拉期间，父亲还陪徐去看望当地华侨，受到极为热情的欢迎。

　　8月19日，时任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宴请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父亲说，麦的夫人很健谈，通过翻译说她曾到过上海和香港。

　　8月26日，代表团乘一美军运输舰离开马尼拉，有两艘驱逐舰护航。在船上，每个人都要穿着救生背心以防意外。各国代表团还曾合影留念。

　　航行6天，于8月31日驶近日本。父亲说，船队经过横须贺军港时，看到岸上挂着一面大白旗，当是表示投降之意，他心里无限振奋，感到扬眉吐气。

　　下午4点多钟，船队到达横滨港附近下碇，只见大批军舰在港外停泊，约有三四百艘，形成半个圆弧形，晚上灯火通明。父亲记得徐永昌当时感慨地说：假如我们不是甲午战败，今天也可能就是坐着自己的军舰来了。

　　9月2日，令人振奋的日子来临了。

　　早晨7点半，各国代表团成员由美国快艇分别护送到“密苏里号”军舰旁。父亲说，“密苏里号”军舰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像座小山峰一样耸立着，全船彩旗飘扬。由于仪式开始时间未到，各艇在船舷附近等候。那天是阴天，没有太阳，但风平浪静，小艇在微波中摇来摆去。只见“密苏里号”舰的各层炮塔上都挤满了美军士兵。

　　父亲记得，舰首和舰尾的大炮有三排共9门，那天不是平卧着，而是竖起来，高指天空。父亲心情激动，不时掏出怀表来看（那时无手表）。8点30分，忽听船上军乐大作，并传出一句响亮的英语，大概是宣布仪式开始。

　　中国代表团成员由徐永昌领队，第一个由船旁舷梯登上“密苏里号”，父亲走在最后。舷梯有些摇动，但是徐永昌不用手扶栏杆，而是庄重严肃地缓步上梯。在船舷列队的美军仪仗队肃立向他和各成员敬礼。

　　此时，父亲真是感到无比骄傲，心想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登舰，是理所当然的。相继登舰的，有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兰西、荷兰和新西兰（当时称纽西兰）代表团成员。

　　中国代表团被引导到军舰右舷中部甲板上一处空旷地方，徐永昌站立在一排白点的右方第一个白点处，代表团其余成员在他身后顺序站立。紧接着，见英国、苏联等代表团成员也列队到场，团长站在徐永昌左手边。陆续形成一个以各团团长横列前排、各成员随后纵列站立的方形队列。

　　父亲个子较矮，往前看不太清，但侧身可看见队列前方摆着一条长桌，似是绿色桌布，上面放着一些白色文件。这时，他看见麦克阿瑟由左侧舱内走出来，站立在桌后的麦克风架子前。他穿的是军便服，未穿上衣，也不打领带，也未戴他平日惯用的墨镜，双领上各镶有排成一圆圈的五颗金星，标志出其五星上将军衔。

　　随后，就见前方不远处走来十来个日本人，有的穿大礼服（所谓燕尾服），有的着正式军装。他们走到桌后不远处肃立。

　　9点钟整，仪式开始。麦克阿瑟首先代表受降的盟国讲话，时间不长。接着，父亲隐约看见一个穿大礼服的日本人走到桌前签字（是日本外相重光葵）。他腿有残疾，拄着一支拐杖。然后是一个军人（是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签字。

　　在日本代表签字投降之后，麦克阿瑟代表盟国签字受降，尼米兹上将代表美国签字。接着，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刻到来了：父亲踮起脚，透过行列看到徐永昌离开队列，缓步走向长桌前坐下，中国武官（名字我记不起来了）随身站到他侧边，替他展开文件。

　　徐永昌庄严地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下了三个中文大字“徐永昌”。父亲掏出怀表，看见是上午9点13分。

　　在总共九个受降国家的代表一一签字后，仪式结束。父亲见那些日本人低着头灰溜溜地向远处退去。站在炮塔高处的美国士兵有些甩下帽子砸他们，他们也不抬头。

　　父亲随徐永昌走入客厅，与麦克阿瑟寒暄了几句。此时，飞机声轰然大作。美军海军上将海尔赛扶着徐永昌的手，领他到客厅棚外仰天张望。父亲也随之走出去，只见几百架美国飞机似鸟阵一般，排成阵式飞越军舰上空。海尔赛笑着说：“这都是第三舰队的飞机。”

　　仪式结束回到住地，徐永昌和父亲发现房间里（当时条件不足，均两三人一间）放着两件米色短袖衬衫，还有一封短信，是美国代表团团长送给他们的礼物，衬衫领子上的标签写着“供海军军官专用”字样。

　　说也有趣，这件衬衫父亲事后并未穿过（因他平日均着自己的制服），只是留为纪念。后来，他把这件礼物给了我，我倒是每年夏天都会穿一穿。

　　中国代表团于9月4日上午约10点离开东京，途经广岛时，飞机应徐永昌之请绕飞广岛两圈，只见满目断崖残壁，除几座二三层的楼房空壳矗立之外，其余皆夷为平地。本拟再绕飞长崎，但忽来暴雨，未果。

　　飞机下午6点多到达上海。父亲看见机场上除美国飞机外，还停有多架日本飞机。代表团人员在上海住了两夜，9月6日飞返重庆。父亲记得，他陪徐永昌回到寓所时，许多亲朋好友以及国民政府军令部的高级官员早已在门口等候。走入客厅后，看见徐永昌夫人和我母亲各拿着一束鲜花，走上前迎接。

　　以上情景，由于父亲应儿女和孙辈请求，多次讲述，使我如亲临其境，印象极为深刻。2014年夏，我们全家决定到夏威夷寻访停泊在珍珠港的“密苏里号”军舰，缅怀一下父亲当年亲临的场景。

　　此舰已退役，成为一座博物馆。当年举行日本投降仪式的甲板，已用金色栏杆和红色缎带圈起来。在展览厅内的图片中，我们看到徐永昌签字时的相片，以及他签字的一页文件的复印件。我把这些相片用手机拍了下来。

　　当时，回想父亲69年前曾站在这一方甲板上，亲睹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人民签字受降的一幕，真是感慨万千。

　　随后，我和展馆工作人员、一位女中校军官谈话，我告诉她我父亲曾站立在此甲板上参与69年前的这一事件。她极为兴奋，把我请到一个大厅内坐下，说：“这就是您父亲当年休息过的地方。”我告诉她，我父亲曾与麦克阿瑟在此握手相会。

　　那天，我特意穿上了前面提到的那件父亲留给我的美国海军军官专用衬衫。我把这衬衣的来处讲给那女军官听，并将领子翻过来给她看上面的标签，她大大惊叹，并照了相。随后，她从一个书柜中取出一个大本子，是来参观过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留言。她说，自“密苏里号”永远停靠在珍珠港成为博物馆后，还从未接待过任何当年参加仪式的各国代表团人员的后代，说我是第一个。我自然也觉得很骄傲。于是我就应她之请，用英文在纪念册上写下了当年我父亲曾亲临这方甲板的经过，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去前就已想好要这样做的）。她说2015年9月，他们将在舰上举办纪念二战胜利和日本投降70周年的活动，欢迎我去参加，将作为贵宾接待。

　　我们在她的陪同下参观了战舰的主要部位，她为我和老伴以及三个子女在前甲板的巨炮前拍照留念。之后，作为这次访问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去参观了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事件纪念馆。

　　纪念馆建在被日军炸沉至今沉睡海底的美国“亚利桑那号”战舰的残体上，是一座长方形的白色建筑，里面墙上镌刻着在珍珠港事件中捐躯的美军官兵的名字。其中1102名的遗骨至今就长眠在“亚利桑那号”的舰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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